人物名片:
赵仁恺(1923年—2010年),国际著名的核动力专家,中国核动力科学与工程技术设计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1946年国立中央大学机械系大学本科毕业,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参加了中国第一座重水实验堆的建设。1960年,他率领的技术团队首先提出了我国第一个潜艇核动力初步设计方案,1965年开始,他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领导了中国第一艘潜艇核动力装置及其陆上模式堆的设计、建设、安装、调试运行。荣获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研究设计”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为我国潜艇核动力技术发展及预先研究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研制我国核潜艇、实现党中央“两弹一艇”的战略目标、实现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2月16日,成都双流,400多人齐聚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以下简称“核动力院”),为了纪念他的百年诞辰——中国核动力科学与工程技术设计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核潜艇的“守护神”,两院院士赵仁恺。即使你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你一定知道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中国第一座核动力反应堆、中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每一个“第一”,都离不开赵仁恺。
出生在中国屈辱动荡年代的赵仁恺,从小就许下科技报国之心,埋头苦读。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投身国家化工工业,崭露头角;为了祖国的强盛,他扛起核潜艇研制重担,从零开始;他以身许国开拓中国核动力,领导了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设计、建造、运行、退役全过程。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为中国核潜艇“画”一颗坚强有力的心脏,是他的强国梦想和初心使命。
命运多舛
不坠青云之志
核动力院双流基地主楼大厅,赵仁恺生平事迹首次系统展陈。从出生、求学到工作,再到奔赴深山,鲜活的赵仁恺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在大众面前,也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一个世纪前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1923年2月16日,江苏南京,一个赵姓大户人家里,一名男婴呱呱坠地。父亲欢喜,为他取名“赵仁恺”,并对这个家中唯一的男孩寄予厚望。
家庭富足,但他的童年命运却如同长夜漫漫,不见天光。
父亲身染恶疾去世,年仅3岁的赵仁恺与母亲一同被赶出了家门。在那个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年代,一家人辛苦求生。
母亲何敏贞节衣缩食,用省下的钱将赵仁恺送进了南京实验小学读书。在当时,这是为数不多的传授数学、物理等近现代科学知识的学校——这为幼小的赵仁恺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同时,传统的孔孟之道的教习,又为他留下“立身为公、立德为民”的思想烙印。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家苦难日益深重。当时的首都南京摇摇欲坠、危在旦夕。初冬的早晨,何敏贞当机立断,带着一家人踏上了逃难之路。他们一路颠沛流离,辗转安徽、湖北,最后落脚四川江津。这一年中,敌机的狂轰滥炸、饥寒交迫的窘境、险失亲人的焦虑、翻山越岭的劳苦,死亡风险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如影随形。但也让少年赵仁恺磨砺出了钢铁意志和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
即便到了江津,日子也并不安稳。中学课堂上,上完两节课,吃过一顿稀饭,就要去两公里外的山上躲警报。小小的岩洞里,每当感受到地面轻微震动,大家就知道日军正在空袭。一直到下午两点,孩子们才回到学校,吃第二顿稀饭,继续当天的课程。因为营养不良,少年时期的赵仁恺个子又瘦又小。
国难当头,让热血少年坐不住了。赵仁恺偷偷剃了头,收拾好行囊,准备去参军。临出门,他被母亲拦了下来。颇有见地的母亲向赵仁恺发出了触动灵魂之问——“你想救国于一时,还是救国于一世?”
这一问如醍醐灌顶,引发赵仁恺的深思:自己身材瘦小,在军事方面也无建树,上了战场发挥不出什么作用,可自己的成绩优异,尤其是数理化,如果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在更大更广阔的战场大显身手!
此时,赵仁恺在心里种下强国愿景。于是,在呼啸的轰炸机声中,他专注学业,埋头苦读。1942年,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攻读机械工程专业。
进入大学,尽管饥寒交迫,但心怀理想的赵仁恺却甘之如饴,他像一块缺水的海绵,拼命吸收数学、物理、结构力学的新鲜知识。“那是非常扎实、非常实用的知识。”赵仁恺回忆,得益于这段学习经历,他毕业后从事的工作范围很广,飞机、火车、电厂、机械厂,基本所有机械方面的工作,他都能胜任。这也让他在之后与核动力事业的接触中,轻松将机械与核动力工程融会贯通。
三次转岗
扛起国之重任
1946年的夏天,赵仁恺从国立中央大学毕业进入南京永利宁厂,开始了工程师的职业生涯。新中国成立,赵仁恺明白,黎明虽至,天光已亮,但是中国需要的是不断变强、变强,再变强。
1952年,赵仁恺在入党申请书上写下:“我活着是为什么?是为着自私自利走向反动,还是为着广大人民发挥我们工人阶级崇高品质,为着建设一个美丽的共产主义社会事业而奋斗。凡是稍有良知,稍有正义感的人,必然可以自择何去何从。”
1955年,赵仁恺被抽调到北京,进入化工部化工设计院。在这里,他仅用一年时间就自行设计出四川化工厂年产7.5万吨合成氨装置。时任化工部设计院党委副书记的张西蕾十分欣赏这个小伙子,极力推荐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工作,精通业务,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年近古稀,他依然能脱口而出当年的入党誓言。
一年后,赵仁恺被调往原子能研究所,正式与“核”结缘。在原子理论面前,赵仁恺就是一张“白纸”。时任原子能所所长的钱三强,对赵仁恺尤为器重。他轻拍着赵仁恺的肩膀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正是你这样的工程技术人员,至于其他的知识,慢慢学,没问题。”
赵仁恺放下思想包袱,白天忙工作,晚上抓紧学习原子理论,他后来又被派往苏联,广泛学习了核物理、热工水力、流体力学、辐射防护等专业知识,并把这些知识运用在了我国第一座实验性重水反应堆上。
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早在1954年和1957年,美国和苏联就分别拥有了自己的核潜艇,这是有核国家“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中最有效的二次核打击手段,也是一个国家具有战略核反击能力的标志。
1958年的夏天,赵仁恺被时任二机部设计院院长的冯麟叫进办公室。冯麟一字一句告诉他,有一个重要的任务——研制核潜艇。
核潜艇,这是绝密,也是他此前从未想象过的三个字,关乎国家命运前程的利器,此刻交到他和同事们手中。“我愿意!”赵仁恺就这样闯进了核动力领域,与潜艇核动力结下了不解之缘。
同年9月,二机部核潜艇动力研究设计组正式成立,共计18人,赵仁恺任组长。最初,大家寄望于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但苏方以“中方仓库未搞好”“中方保密条件不理想”等借口一拖再拖,迟迟不来援助。
赵仁恺知道,这些尖端技术“想要做成,还得靠自己”。
为了理清建设思路,赵仁恺提出了初步方案。随着技术攻关工作的深入和问题的不断涌现,到1959年底,赵仁恺已经在笔记本上梳理出1500多个技术问题。这将是一场新的“长征”。赵仁恺后来感慨,这场“长征”有太多人在默默付出。
条件有限,手摇计算机“人停机不停”,大家轮番上阵验证计算方法。“每个人的手上都是水泡和血痕,没有一双手是完好的。”22个月后,《潜艇核动力装置初步设计草案》问世了。
时值三年自然灾害,“两弹”研究又迫在眉睫,核潜艇“让路”于“两弹”研发,赵仁恺也被抽调去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在茫茫的戈壁滩上,赵仁恺尽心尽力,心中也始终挂念着未能完成的核潜艇项目。
1964年,大漠深处蘑菇云升起,赵仁恺更加坚定了信心,“原子弹能行,核潜艇也一定能行!”
写下遗书
随核潜艇潜入深海
1965年,赵仁恺盼来了核潜艇项目重启。他被任命为潜艇核动力研制部副主任兼副总工程师,而另一位副总工程师彭士禄,在赵仁恺离开的日子里,也进一步完善了核潜艇主方案和主参数,让核潜艇的研制更进一步。他们得到的任务,在1970年之前完成先于核潜艇建在陆地上模拟潜艇实况的试验1∶1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
在“靠山、分散、隐蔽”的国防建设后方基地方针指导下,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建设落户四川大山里,已经42岁的赵仁恺再次踏上征程,离开北方,扎根深山。
“核潜艇+深山”的组合,注定了道路的艰辛。
多年以后,当一群追访赵仁恺不悔人生的记者来到四川大山深处的九〇九基地,面对赵仁恺故居,阴暗、潮湿扑面而来。“他身体本就不太好,住在这样一个地方,能受得了吗?”有人问。
事实上,当时的条件更苦。“干打垒”的屋子由黄土堆成,窗户很小,到了夏天房间热成蒸笼,蚊虫肆虐。赵仁恺有失眠症,山里的老鼠却扰得他无法入睡,到了晚上需要靠安眠药入眠,但他总是很乐观,“习惯习惯就好了。”
慢慢地,山里的人多了起来,此起彼伏的号子声,拉开了“八千军民大会战”的序幕,九〇九基地也初具规模。
为了图纸的准确,赵仁恺和同事们可以连续加班18个昼夜,验算校对6万多份图纸和数据,查出159个影响工程质量和进度的问题;为了确保压力容器与支撑裙焊接时结合部能承受百吨净重和克秒的瞬间冲击力,赵仁恺始终坚守在“坡口”温度高达250摄氏度的焊接现场,不断有工人因高温晕倒被送走,赵仁恺却从没迟到早退过;为了解决装堆小组发现的控制棒导向活塞卡死现象,赵仁恺带领小组10余人连续工作27天,一个一个选配零件,最终使设备安装如期完成……后来有工作人员回忆,“关键节点,他永远都在工作现场,一天假都不给自己放。”
在大家眼中,赵仁恺和搭档彭士禄,一个细致严谨,一个敢于拍板,是“完美组合”。
1974年8月1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交付海军服役。交付现场的核潜艇战舰桥上,只有一个人没穿军装,他就是赵仁恺。这艘舷号“401”的核潜艇,饱含着赵仁恺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的热爱与责任。
“记得有一天,我母亲开心地说父亲要带她去旅游,几十年后才知道那是父亲即将参加潜艇试验……”2月16日,赵仁恺的亲属、老同事、老战友、传记作者先后分享了与他共事、相处的点点滴滴。讲到动情处,儿子赵明几度哽咽。
那是1988年,一艘核潜艇在南海进行了深水试验,下水的深度是此前从没尝试过的。赵仁恺要求登上潜艇,一同进行试验,“有什么问题,我现场给你们讲,才更清晰。”在下潜深度达到230米后,艇内突然发出“咔、咔”的响声,赵仁恺马上判断,这是压力变化产生的正常声音,继续下潜!然而,下潜过程中,通讯突然中断,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赵仁恺依旧沉着指挥大家继续下潜。
果然,当下潜到一定深度后,通讯再次恢复了。“赵总师是核潜艇的守护神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句话在部队和研究所里流传开来。
有人问他:“紧张吗?”他回答:“我不紧张。凡事都有可能失败,但是不尝试,中国的核潜艇就永远过不了关。”
事后人们才知道,为了那次水下极限深潜试验,赵仁恺做了充分的准备:几十年没有陪夫人旅行的他,特地陪夫人旅行了一趟,还给三个孩子分别买了一块手表。他交代同事,如果这次回不来,就把写好的遗书和三块手表交给孩子们,告诉他们父亲是因公殉职。
“核潜艇”的守护神还有着生活中可爱的一面。上世纪90年代,计算机在国内开始流行,年轻人用计算机玩游戏、上网冲浪。赵仁恺对这个新鲜事物抱着极大的热忱,他不仅自己购买书籍,从一下一下敲键盘开始,学会了打字,还干起了“老本行”,把计算机拆了个底朝天用以研究内部构造。2008年,他“驾驶”电动轮椅前往水立方和鸟巢参观后,兴奋不已,逢人便提,开心得像个小孩。
赵仁恺活得通透,生病入院后,他平静地对儿子赵明说:“(到那时)不用抢救,抢救也没用,简单点儿把后事办完就行了。”“我有你们三个孩子感到很幸福……”
“父亲躺在病床上,临走前,伴随他搞研究、搞设计的眼镜始终放在枕头旁……”赵明回忆,父亲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总是提起曾与他并肩战斗在中国核动力事业前线,付出了青春、心血乃至生命的科研人员、工人、解放军战士……他问心无愧地对家人说:“在重大技术决策上,我没失误过,这是很不容易的事。”
2010年7月29日,赵仁恺与世长辞,享年87岁。他无愧于母亲的教诲,将其一生与祖国核动力紧密相连,完成了驶向深海的传说,挺起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本文图片由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