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反映了什么趋势？

唐本忠：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一方面是我们内在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外部压力所致。

从内在需求看，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如果还走以前的发展道路，就会碰到瓶颈，必须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外部压力看，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动了别人的奶酪”，对我国科技和经济发展进行打压的外部压力日趋常态化。

在内有需求、外有压力的情况下，要把科技实力做上去，布局就很重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提法，本身就包含一系列的科技布局，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这些对提高科研硬实力非常重要，也是“十四五”期间将要重点着力的方向。

记者：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建立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有哪些显著特点？

唐本忠：新型举国体制要全民一心，要大兵团作战。新型举国体制下的科技创新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

“两弹一星”时期，我们用举国之力补上以前的缺口，是填补空白，但填补空白是跟在别人后面走，是跟随而不是引领。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发展模式要发生变化。以前劳动密集型的人口红利快吃完了，中国人的工资也不低了，不能还走低端路线，因为低端路线即使能赚钱，最多只能达到中等收入。现在的新型举国体制，意味着要超前考虑，为世界树立标杆，让别人跟着我们走。

举国体制的最大好处是效率高。美国波士顿一座桥修了若干年，而北京翻修一座桥几十个小时就能搞定。所以，在新型举国体制下，一方面，我们要优化科技创新内涵，要往更高端走，要往无人区闯；另一方面，科学技术重大决策要听取专家意见，鼓励科学家参与，力争不走或少走弯路。

记者：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当前最需要优先突破的难点是什么？

唐本忠：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提高硬实力的同时，必须发展软实力。

首先，人才培养非常重要，因为所有工作最后都要落实到人。在过去的科技跟随阶段，我们做国外做过的课题，有正确答案；但到了现阶段，我们要做国外没做过的原创研究，没有现成答案。这就需要高校改变教学方式，培养具备创新意识的未来之星。

其次，建设创新文化极其重要。个人的创新意识与整个社会是否具备创新文化息息相关。现在，我国政府也开始重视创新文化的建设。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一章中，专门谈到“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鼓励自由探索。

在现代社会，文化自信越来越倚重科学自信。我期待我们能培育创新文化，建立中国人的科学自信，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科研领域来，突破实用主义的影响，做一些看似“无用”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跨越。

记者：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需要在基础研究方面作出什么突破？

唐本忠：伟大的科学研究有两个层次：一是改变世界的面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高锟的“光纤”，就是一个改变世界面貌的发明。二是改变人们的思维。普朗克的量子论，就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需要有做应用研究的人，去改变社会的运转模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但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可能更重要。我们有14亿人，在世界科学史上能作多少贡献？必须要有人去做那些超前的、现在看不到任何用途的天马行空式的纯科学研究。

不做超前研究，就永远只能跟着别人跑。100多年前，曾有一位物理学家说，要去当那个做面包的人，而不是做捡别人的面包屑吃的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好财务支持的配置。现有的科研项目经费竞争制度，有好处，可以逼懒人干活；但坏处是，勤快人也被逼浮躁了。举个例子，你让数学家陈景润去弄钱，他肯定弄不到。对于基础研究，要建立科学家工作室制度，给予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鼓励自由探索。

记者：“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到“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也是强化国家科技战略力量的重要举措，对大湾区的科技创新有何期待？

唐本忠：建设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属于“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的范畴。北京、上海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地，搞科创中心理所当然。粤港澳大湾区不太一样，这里不是传统的文化科研中心，但现在大湾区发展势头非常好，优势也很突出。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体量非常大，人口基数也非常大。整个珠三角经济发达，产业链完备。深圳对年轻人的吸引力非常大，有非常好的创新创业氛围。华为、腾讯和大疆等高科技企业都出自深圳。对广州而言，黄埔科学城已发展成大湾区的一个科技重镇。香港也有长项，如法制健全、科研水平高、国际化氛围足等。现有资源优势好好整合利用，相信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得会更好。